这个月来一直想写一篇关于自己过去七年来兜兜转转，最终重回媒体的文章。竟然因为每次坐下来动笔时心境都各有不同，以至于换了四种开头，却都没有找到叙述下去的方式。
离开，回来，其实各有理由。又或者各有并不够充分的理由，可是决定就决定了，然后就这么一路走。尽管每个人的“二张”和“三张”都各只有一次，并且负有过得精彩的责任，然而回到那一刻，你做出那样的选择，还是有深刻原因的。
我无意探究过去的种种细节。这七年，我有很多逆潮流的举动，在倒错的时空做着很多与同龄人不同的事，经历着不同的生活，也承担了不同的压力。回想起来，可能不算过得精彩，但至少也收获“独特”二字，比如：
25岁结婚，26岁当爹；
毕业不留京，工作了四年离开大城市，离开主流工作，在2006年就尝试了一把撤离北上广。
工作七年后带妻儿出国读书；
在上海把大房子卖了换成小房子；
在微博时代办一个全是长文章的网站（中国三明治）；
现在又加了一条：
做到某跨国财经公关“副总裁”辞职重当记者。
在今天这个时代，做记者的“崇高性”已经基本被抹去，只剩下“有趣”两字。任何人听到我的新决定，都会觉得做记者挺有趣的，不过中文的“有趣”和“Interesting”这个英文口头禅，语意越来越有相互靠拢之势。每个人都不愿直接点明，在“有趣”的背后，生存压力横亘。
我自然也感觉到压力，一来自己确实是典型的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夫妻俩又都理想主义，做着理想化的工作。二来，虽然回归老本行，却也算小小跨界，七年下来，人事已非，一个年过三十的老记者，还要和一班三明治前期的“成熟记者”抢饭碗。
然而，爱好这个东西，确实绕不过。七年了我又重新回来，就像打双抠，打到七经常要被对手扳回头。这是一个神奇的规律。新闻于我，犹如初恋，虽然我从小也不怎么认识她，但青春期有过那么一段经历，却觉得自己经验不足，难以驾驭。转而去社会寻求历练。七年下来，自感经验差不多了，还是想回来重修旧好。新闻这个姑娘在当今社会虽然有点剩女了，于我看来仍然大有味道，最懂我心。所以并一拍即合了。
小时候，我们总是被大人怂恿着设想以后自己要做什么。大多数的孩子都是信口开河。我也差不多，小城的孩子更对外面的世界一片懵懂。六年级的时候，我在同学毕业纪念册上写的是“外交家”，那是我当年为了应付纪念册上这个固定栏目所想到的。其根据是我确实很喜欢世界地理，也爱国际时事，所以就发挥了一下。没想到30岁的时候，自己居然到伦敦读了一个“国际公共政策”的专业，也算呼应了这一小时的梦想。然而读书的后果却是，我明白了外交官其实位列最无聊职业之一。因为在大国博弈之中，他们是最捣浆糊打酱油的一群人。对此的最直接感受来自我们当时模仿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进行的各国使者角色扮演。
现在，我32岁了，在球场上也到了“老将”这个年纪。和我同龄的欧文早已迟暮了。时光就是这样无情的。我不知道等我知天命之年，看球场上一群年龄小我一半的孩子在踢，我还有没有理由为他们激动，虽然那些豪门的名字已经传承到了他们身上。这里算是跑个题，其实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已经不小的年纪，你或许还不知道自己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你多少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比如对我来说，公司白领职员。
过去这一年的跨国公司白领生涯，其实是有意义的，它使我转变身份，能从很多媒体人不能真正体会的角度，去了解白领们的精神世界，生活状态以及生存环境。也才有创办“中国三明治”网站的火花迸现。当然，对我来说，它也是生活中的一幕戏剧，我一转眼改头换面成了“VP’。每天穿上西装，打着领带，在高峰期挤着地铁上下班，做这都市里行色匆匆的一个白领。
每一次地铁到人民广场，你会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往三条地铁线各自的方向涌去。如果站在中间的空地不动，你仿佛能寻觅到一点纽约时报广场的通感。那些汹涌的，不带表情的面孔，川流不息而迫不及待的步伐，以及逡巡在地铁站内外等待拿走你手里那张免费地铁报的退休老人，都是中国今日的集中写照。一年下来，我一直想用文字描述那种感觉，却只憋出了两三行残句：“我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切割过换线的人流，转进下水道的铁皮罐……”
我做的工作，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可谓应景——金融业的公关服务。每天围着外资银行、基金、私募里面的公关人员打转，回头把他们的CEO、经济学家以及各种消息兜售给媒体记者。我的工作和一般的公关公司区别不大，但却为这一特定人群服务。每天谈着Cross-border transaction（跨境结算），ETF（指数基金）、以及Oversea M&A（海外并购）。中国市场是一只披金的野狼，全球的banker都想从它身上敛金，却又怕被脾气丑怪的它咬上一口，只能不断与狼共舞，周旋觅机。
在金融圈里雄心万丈的人们，和文化人殊为不同。他们大多商学院出身，以极客的心态去建造商业模型，然后赚取账目数字的最大化，不管他们对金钱本身有没有真正的兴趣。这就是现今商业社会的主流，人人想着做金融，无论是投行、还是PE，还是基金。只要能和金融沾一点边或者分一杯羹，都令人趋之若鹜。即使是金融条线的媒体记者，也往往沾染其中的习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笔下可能关系股价的涨跌，也想从笔下榨出点银子来，或者寻找直接晋身金融圈的机会。
我没有金融业的贵族基因，也没有MBA式“黄埔军校”的背景，我往这个方向努力的结果充其量是一个带着点港味的白领，我每天还得经受内心的种种挣扎。公关是一个琐碎或者说多变到能把人逼疯的活儿，它带来的成就感也相对有限，但它可以从收入方面给你补偿，它也是很多记者进入白领圈最方便的桥头堡。这说来多少又有点悲哀。很多人可能是为了摆脱做新闻的瓶颈而出走尝试其他事物，但往往却一出圈便不能再回来。
而白领作为中国社会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和其他社会人群发生关系与否，往往就在office building的一扇转门之间。出了那扇门，大家又回到了大熔炉的状态。
作为一个金融外围服务商，我们的办公室其实并不那么光鲜，它坐落在长征医院旁边，夹在南京西路和凤阳路之间。每一天，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我都选择了近一点的凤阳路步行去办公室。这可能是作为一个讲究数字感的人的怪癖所致。
这条不过几百米的小路，集中了中国市井生活真实的一面。各种并不清洁的饮食摊档生意盈门，你拿不准是不是用了地沟油，但外国人也会参与排队购买煎饼果子。摩托车穿梭而过，他们像黑衣骑士一般掠过，像威武的阿Q。靠近长征医院的一段，各种挂着红牌子的军车和私家车经常停在急诊室的门口。私家车经常会被贴条，军车自然安然无恙。还有那些从外地奔波而来的急救车，往往从上面抬下一两个担架，家属带着愁容，而路人已经熟视。人生莫不过如此吧，你不知什么时候躺在担架里的人换成是你。
长期下来，我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病态，我会觉得走在富丽堂皇的南京西路不真实，凤阳路那条“繁华背后的溃疡”才有知我心忧的场景感。两旁的破落街景成了我这一年公关白领工作的最佳背景板，伴随我步向人民广场地铁站的每一个黄昏。
在旋转门内，我自己有一间4平方米的小办公室，基本没有装饰。窗户斜对着南北高架，以及医院的大楼。在那里我度过了13个月的时间，见过寒暑春夏。那每日用节能白灯管照明的，单调的雪白与灰蓝的办公挡板构成的空间，它们和日复一日贫血的白领生活相映成趣。
有可亲的清洁阿姨，也有隔壁单位爱用我家乡方言在走廊打电话的小哥（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向他暴露我的潮州人身份）。有彼此不太熟，在电梯间碰见要找点话题打打哈哈的同集团同事。上班电梯的人龙，中午拥挤的食堂与下班仓皇的逃离人潮，始终告诉你，其实到了三十岁你还是没摆脱蚁族的命运。
除了这些琐碎的，充塞了生活的细节，这一年也有某些出人意表的变化，提醒你活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比如，运营多年无比火爆的食堂，在我要告别之前居然先我一步贴出告示停业，因为消防说7楼半是避难层，不得营业，罚款80万。可是之前为什么多年安然无恙呢？让人不由惦念每天送餐的胖小姐如今下落何方。
而门口另一边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的工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长征医院的新门诊大楼。国庆前还是一地鸡毛，国庆后居然已经开门营业。这就是中国速度。
这一切很快就将挥别。一起挥别的还有每天闪烁小红灯的黑莓手机，“Welcome to the conferencing system”的电话会议，成千上万封邮件堆积的Outlook，以及22天慷慨的年假。
9月中旬作出辞职决定的时候，我正休假在家，晒着早晨的太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感。就在老板即将对我进行半年评估的半个小时前，我写好了辞职信，点下了“Send”键。有一种脱狱般的轻松，同时也像一个刑满释放的犯人一样对自己能否适应自由的世界心存疑问。
人生没有多少个七年，我对这归去来感觉奇妙，却又像早知它定会发生一般淡然。而更多的是多了一份切实的自食其力感。
自由而多变的世界，我又来了。作为带着三口之家行驶在海上的船长，我登上了昨日的小舢板，不知道明天的风会往哪个方向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