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五天回忆童年

Day 01(6.01) 

回忆童年是一件需要内心交战的事情,尤其当你来到快四张的时候。那些片段,比十年前的电影还更难记住,而且都同样被打上一层白茫茫的光。你怎么能确定,那不是另一个人生命的开端,后来他走岔了,慢慢向你走来,最终走成了你?

今天养育孩子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哪一句话,哪一个动作,会被他一辈子记住。而我自己那些被大脑选择留下的记忆,大多是一些偶然的场景。比如,刚上幼儿园的我,摸到已经上小学的姐姐的课本,发现自己看得懂,就继续看下去了。

关于幼儿园我也只有很模糊的记忆,我居然只记住三个男生的样貌,一个是班主任的儿子,他的脸瘦长,有点像一只螳螂的剃刀脸,或者是三国小人书里的袁术,但他的真名叫袁澍。他明显受到了优待,在台上跳舞的时候会被放在前排。另一位是我的邻居,小我一岁但和我同班的苏翰。他有一个长年板着脸在家的哥哥,这个哥哥大概大他接近十岁,从来不喜欢小朋友去他家玩。而他后来考到了美国读书,成为小城那时仅有的几位神秘的留美学生。他的弟弟,苏翰,后来成了一个子顶母职的邮政局工作人员,三十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笑容还是憨憨的。只是在我家楼下的他家房子,被他媳妇拿去开英语家教课。我有时下楼听到有人在讲解英语语法,却从未碰到她。

第三个男生后来成为我的初高中同学,所以比较熟悉了,这里先按下不表。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记住一个幼儿园女生的样貌。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和一个可能是圆脸的女生在聊些什么,好像聊得有点激动,然后可能她被人在背后一推,她的嘴唇印上了我的。在那个年纪,我们只是考虑口水的卫生问题,所以她用手把嘴唇一擦,又继续讲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但我居然记住了那个场景。但我现在又有点怀疑那个场景的真假,也可能只是有人潜入我的梦中修改了记忆。

 

Day 02(6.02)

 我爸爸到今天说起来,还是感叹,19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带孩子比我们今天轻松多了。

他有一辆28寸的永久自行车,能一次性驮上我们三个孩子,我坐前面的横杠,两个姐姐并排挤在后座。每次我爸要上车,先要安放好三个孩子,然后一只腿要从横杠上飞越,去到另一边,才算完成这个上车的动作。这个动作需要我及时抬屁股作为配合。因为坐了太多次,我们配合得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从来没有失误过。那条横杆也被我溜得发亮。

他这么一车带我们去往不同的学校、幼儿园。很小的孩子也能被放进单位的托儿所。那个时候,每一个国营单位都自建幼儿园托儿所。职工们上下班时顺便带上。也就没有请保姆的必要。

下班之后,几个孩子和邻居街坊的孩子会自然在院子、街巷自己组成小组玩,无车辆之来回,无坏人之侵扰。父母们都去忙自己的事了。

唯一对我爸的挑战是,他要连着给三个孩子洗澡。那就是一场大会战,流水线作业,水花四溅,经常就在院子里直接开展。我已经忘了被洗的感觉,但还依稀记得那种热气腾腾的场面。

我们一家五口人,在一个大家族的大院子里面,仅仅有6平方米的一个朝北房间作为落脚之地。因为我爸妈都是从海南回来的知青,在突然回城之后,一大家族几十口人,挤在祖上留下的四合院,能分到那6平方米,估计已经是叔伯婶婶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面积了。

我曾祖父经营抽纱生意,曾经是一名成功商人,生下孩子七人。但是因为日军侵略,家道中落,后辈子孙也就只能挤在祖宅里面度日。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有能力有条件的子孙才陆续搬离。

1985年的某一天,我爸爸兴冲冲地下班,带了我最喜欢的牛肉丸,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钥匙,就像是命运之钥……

 

Day 03(6.03)

 我们从父亲的单位分得一套60多平,两室一厅的房子,位于顶楼五楼。离老家两三公里外,在那时就已经到了小城的边缘。再往外一点的土地,都以“村”来命名了。夜里听取蛙声一片,各种各样的飞虫会循着灯光飞进房间。

除了偶尔会因为闷热气候而起的飞蛾,大多数飞虫我是欢迎的。因为可以活捉它们,比如金龟子,用一条纱套住它的脖颈,它就挣不脱了,双翅震得飞快,也只能带着纱飞着,由你牵引操控。

然而离开院子住进楼房,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的。再也没有人在院子里做蜂窝煤,再也没有人做家具,刨开的木花有新鲜的味道,再也没有人在院子里用锅喝汤,然后被我一拖鞋甩出去掉入汤底。再也没有污浊的乞丐,颤巍巍地向你伸出手,孩子们一下子作鸟兽散。再也没有在大雨天容易堵塞的下水道,把巷子变成可以赛纸船的河道……

这几十年来,我们的童年失去了这么多玩物?

有些时候,我会在老屋厅堂的大梁之下,凝视最上面挂着的曾祖父和他两任太太的黑白画像。我不认识他们,有点陌生,他们的衣着看起来属于“封建社会”,但他们的眼神似笑非笑,似看非看着我。

妈妈说,我小的时候,不愿吃饭,就怪曾祖父盯着我让我吃不下去…

 

Day 04(6.04)

搬到楼房之后,老院子那些小伙伴渐渐失去联系,到今天我基本一个都记不起了。但是新楼房小区这里的小伙伴,都是我爸单位同事的孩子,刚好有另外三个男生年龄相仿,还是能玩到一起的。其中一位就是前文说的幼儿园同学苏翰。

另一个男生叫雄伟,他的哥哥叫河山,他的姐姐叫壮丽。他爸爸是退伍军人,感觉烟酒瘾都挺大。他们家是北方人性格,家里嗓门和动静都很大。河山很早到了外地混,壮丽当了武警,后来去了珠海成家。雄伟从小就是一个在街巷长大的孩子,经常带着一群小朋友疯玩。我参与过一两次,很快兴趣就不大了。不过他隔三差五还是来找我单玩。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小学阶段的我,开始从群玩变成单玩的模式。这种单玩就是一对一的玩,去同学、邻居家里玩,大半天就度过了。

因为相比传统的小巷,在新式楼房小区玩,显然乏味一点。小区的楼房背后,有一些低矮的杂物间,里面经常黑逡逡的,它们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后巷,那里是玩抓迷藏的好地方。小区里还有一口水井,后来废弃不用,这些玩过一阵也没什么好玩的。我就逐渐回归到楼房里了。

那个时候,常去的男生家,还有一位叫栋浩的。他瘦高个子,不清楚是大我一岁还是和我一样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司机。比起雄伟,栋浩性格温顺,但是书也读不好。他在那间房子,一直住到结婚生子,和老父母共处一室,久了觉得不方便才终于按揭买了一套房搬走。我离开潮州在外读书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栋浩了。

雄伟倒是还遇见了几次,他胖得像吹涨的气球。家里依旧动静很大,虽然父亲已病逝,母亲搬去珠海和姐姐同住,他打骂孩子的声音还是很响。不过他也给孩子搞来一个架子鼓,就搁在阳台上开练,让孩子把过分的精力发泄到鼓上去。

我们小时候,就没有架子鼓这样的玩物了。在那个不断退回楼房,退回自我世界的小学童年,我发明了无数自我消磨时间的游戏。而且我并不觉得太消磨时间——我在那些游戏中的征途,都是有意义的——明天再说说我童年个人世界里的游戏吧。

 

Day 05(6.05)

五年级的一天,在课堂上,老师不知为什么提及我在家经常一个人玩我自己设计的足球游戏。那应该是开家长会的时候透露出去的。我的一个小秘密被当众戳穿了,当场感觉头飘得很高,心却急剧往下掉,那应该是气血上涌的表现吧。

从六七岁开始,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家玩。爸妈工作忙,姐姐和我差三四岁也不和我玩。我那个时候最喜欢水浒,108将的诨号和名字倒背如流。得来一板水浒人物的“安仔”也喜欢得不得了。

“安仔”是一种硬小纸片,上面印着各种人物或者团案。小伙伴之间用来相互斗。斗的方式是根据物理力学,每人各持一张硬纸片翻腾,要让一张安仔的正面压在另一张的背面上。这样就算KO。(感觉这段得自己拍视频..)

在家的时候,我经常自己和自己玩。让水浒108将(甚至更少)去挑战我剩下的其他安仔的庞大部队(至少也有好几百张吧),最后往往以水浒部队剩下几个英雄而告终,就像上演了一出悲壮的电视剧。

这是我设计游戏的早期阶段。后来我开始设计足球棋。找来一张长的硬纸板,画成球场。用飞行棋或者军棋的棋子,分成两队各11个人,布阵其上。然后就开始比赛,比赛要考一个色子,决定传球的力度和方向。

很多具体的规则我今天都忘了,但那个时候我就用足球棋踢世界杯、欧洲杯、中国队的各种比赛,我有一个专门的小本子记录比分,记录那些我所创造的大赛。

所以对于父母来说,我应该是很省心的。我每天忙于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世界里,当然我学业成绩是很好的。小学的学习对我来说好像探囊取物..那个时候学得也很简单。

那个时候,设计和创造,好像还不是一件特别被鼓励的事情。父母到后来大概觉得我有点过于沉迷,而且还影响到了驼背。所以偶尔会说上几句,以至于被透露到学校..

但是喜欢创造游戏规则这事,我还是一直carry on。 后来为孩子设计过扑克玩法,伦敦生活棋……乃至于三明治、每日书,都是我的游戏idea。

写于2018年6月

在潮州,我一直未能改变什么

在登上那座小楼的第三层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我其实从未以这个角度看过我的城市。

它有一些中原的恢宏气度,又有市井烟火。有一瞬间我想到金门,也是这样的老房子,却镶金带银,李氏的宗祠挺拔漂亮。但是在这里,这一切在我眼里有熟悉的液体涌动。

今天天彻底的蓝,白云也很诗意,像潮州的书画。我的小兄弟老厝,即将当上第二个娃的爹的90后,带我走上他3000多元月租拿下的老宅。我顺手拍下这样的天空。

他准备花三五十万元装修这座300多平方米的三层老屋。在潮州,租金便宜。装修的成本却日益上涨,可能比大城市还贵。特别是当你想重生一座老房子的时候,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都会出现。

老厝出身陶瓷世家,应该也算一个“富二代”,这个年轻人早早对茶这种偏老年的物事感兴趣。前几年已经在另外一处略小的老房子试验性地经营过茶室。现在,他想加上两间精品小客房。这样的投入,以及预期的回报,用潮州话来说,就是“起个火煮个蛋”,大费周章却收获甚微。

他知道,却又隐隐带着一些希望和把握。他看到整座古城越来越多的人在做民宿,主要的旅游街——牌坊街附近,大概有三十多家民宿了。它们隐藏在毛细血管般的巷陌中,没有连接起来,却各自像春苗一样露头。

在整个牌坊街区域,做客栈民宿,带头大哥应该是廖奕铭。这个比我大两岁的中年人,身材精壮,有点江湖大哥的派头,但最近患上痛风。见到他的时候,他兀自在墙角练习大提琴。墙上挂着一排精巧的二胡。那是他的旧宠。

“我就是喜欢些声音低沉的乐器。” 廖说。他在一个极其有气势的老宅子里面,做出一个戏台,一个茶馆,还有一个学堂。这个茶馆有点老舍笔下的味道,是一个嘈杂的公共空间,只不过戏台上唱的不是京剧,而是潮剧。

我在这个”载阳学堂“花20分钟认真看了他请人拍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他把自己祖屋改造成”载阳客栈“的经历,去年底,亲人们从世界各地回来,庆祝他们当年跟随爷爷搬进这个祖屋60周年。1963年12岁时离开祖屋移民去香港的姑姑,举手投足有一些鼓动性。她让当年一起搬进来的6个人,站起来,接受全家族的鼓掌。

看到这里,我又有点泪目。更多的,是因为我的祖屋,在大概20年前,已经被政府拆了,改造成一天没有什么作用的街心花园。那座民国老房子,也有精致的梁木和门窗,但现在照片都没有留下多少。

我在这座古城,有点失却了根。当你有实力有愿望回来这个城市想做点什么的时候,有一刹那你略感茫然。

但我还是更愿意做一个行动派。之前三年,我在潮汕做了一个方言TED式分享会。2016年初,它达到了千人现场的巅峰,我们还把视频打上中英文字幕在线上传播。但是2017年,我想暂停,想想创新。2018年,我觉得应该以新的方式延续。这一次,我想围绕这个城市最宝贵的一片腰子型的老城区,做一些文创市集,以及文创空间的连接。

 过去几年,光靠自己做听潮,实在挺不容易的。到处化缘,组织志愿者。政府那端,只有团委提供了一点保护伞。新的市委书记,看起来也想进行一些旅游方面的整治。

晚上,当我被一位之前加过我微信的政府官员邀请到茶馆的时候,座上已经有两位同济的设计师,原来他们早自今年3月,就被潮州市政府请来做规划。他们俩被安排在一间老房子里长居了快半年。
”他们是能直接向书记汇报工作的。”介绍人说。
半个小时候,他们向书记介绍了我。书记回了句,“问师弟好。”
(待续)

“市委书记也是空降的,他也没有兵”。 同济的规划师说。
“说实话,我们从今年3月呆到现在,规划的方案,能实施的没有多少。关键还是要执行。” 这位法国留学回来,每十分钟就要抽一根烟的美女规划师说:“我们是有些失望的。”

微信里,她在和她的建筑师朋友推荐着到潮州来设计一座破落的手表工厂大楼,准备改造成一家精品酒店。她还问我,言几又熟悉吗,潮州新华书店位置那么好,现在一直空关着,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来潮州开?

但我不知道这里面会是什么合作机制。即使是政府出面把租金降到极低,那还要有人投资并经营。“一讲到钱就伤感情”,有人说政府的资金都是专项资金,很难临时挪来使用。

我也不指望听潮能从政府直接取得资助。我只是有兴趣看看,政府和民间的,市场化的力量,究竟能以什么机制联动,把一件人人都觉得可以做好的事真的做出来?

(潮州市政府)


一条旅游步行街究竟该不该封路,阻挡那些摩托车、自行车,使之成为一条真正的步行街?这是近期潮州热议的话题。在一个亚热带生活如台湾市井的小城市,摩托车就是人们的脚。很多人把摩托车直接开到茶店或者鹅肉店门口,递过钱,车都不下,取了货物就走。把一条长约1公里的原本整个城市最主要的干道,变成只能靠步行的游客街,本地人慢慢就不来了。

(不下车买东西)


可是潮州本身的外来游客不足,而且大多数不过夜,撑不起这条步行街的经济。本来晚上9点之后,可以开放摩托进来,夜生活丰富的本地人还会过来消费,喝喝酒。现在新书记把开放改到晚上11点之后,就无人问津了。

一家大型工夫茶店的老板娘说,过去一周,她的营业额总共是1400元。这样下去,怎么撑?

但是有人提出说,现在步行街两边的老房子,年轻人本就搬出去了,剩下一些老人。生活不便之后,可以倒逼老人搬走,把房子租给更多年轻人开店开民宿,这样久而能活化这条步行街。

让本地人退出这条潮州最有历史的“大街”的生活,听起来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在国内不少主要商业街,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本地人的痕迹了。

(漂亮,却没有人的牌坊街)


唯一的好消息是,政府看起来非常鼓励开民宿,开小店。以往卡住民宿主的消防、办证,现在正在开绿灯。相比北京、上海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封墙关小店,潮州政府懂得还是先把鸡养大一点。

问本地人,大多数觉得生意难做。他们的脸上有一些黯淡,尽管牛肉火锅把潮汕的名字叫得更响,但潮州人一直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着外来的客群。我相信他们谁也不想自己的家乡变成鼓浪屿,但是没有旅游经济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从政府到民间生意,都不容易赚钱,年轻人也缺少机会。

我那个开酒楼的高中同学,刚刚把店面和人员规模缩小了一半。他现在在潜心研究潮汕传统的手拉壶工艺,仿佛要把下半辈子寄托在它上面。以前他是一个爱玩音乐,在本土投资音乐公司的任性富少。

(玩壶的同学)
而另一个高中同学,一直是个家庭钢琴老师,每月稳定的生源,两三万的收入跑不了。现在,他还开了一家体验店,卖起了美体内衣。

“那些内衣包含六块能量石,根据你人体100多个点订做的。每天都要穿,洗一下晾到半夜就干了。我们那同学穿了之后,脊椎腰椎都不用按摩了。按摩师打电话去埋怨他怎么不来了,介绍到最后按摩师也去买了那个内衣。这内衣男生的2000元一套,女士三件套要五六千元。在欧美普及率很高的。在中国,现在只有3-5%的人穿,市场前景很大的。”

后来他来了几个微信邀请我去他店里体验,我都没有动心。

写于2017.11.2-3 后来在2018-19年潮州民宿越来越火了,但是2020又遭遇了疫情打击,现在不知会怎么样。

潮州:一个买房任务的完成

上海到潮汕的飞机很快。在一个略显清冷的早上,飞机穿过云层,就证明它已经来到一个新世界。上海的磁场,上海的压力,上海的繁华,通通被抛在下面。下飞机的时候,这些东西的消失会告诉身体的皮肤,一座新城市的来临。

在飞机上写日记是我的习惯,可是我搜索关键词,我今年的日记居然没有提到“潮州”一次。实在让人有点可怕。翻了一下,才知道几乎是整一年前,2016年11月4日,我回了趟潮州。

我预想着潮州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会有些变化。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师姐陈思呈和友人开了一个新空间叫“潮州角落”,有几个看上去不错的餐吧(至少他们的微信排版水平接近了一线城市)。新来的市委书记是我人大校友,据说工作很拼,让下属压力很大。他到目前最大的政绩是让景点都亮灯,而且勤于整顿市容。

早上8点半我就下飞机了,效率高得惊人。天气像上海一个月前的乍冷还热,阳光打下来的时候,皮肤开始发痛。但一个从寒带降临的人不该抱怨这些。这是我熟悉的家乡味道,空气是好的,但总飘进道路上的柴油尾气。一座不够发达的城市,拥有优质的空气和劣质的柴油,也是世界一种天然的中和。

我这次来潮州有个重要任务,一年前我帮父母买了套恒大城的房子,这次要交房了。我不来的话,就得办公证,不知手续有多麻烦。而即将第一次住进新房的父母,显然希望我用行动来让这个过程更加顺利。

这个领新房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虽然在上海也买卖过几次房,但从来没有像一位光荣的一手房业主一样被领进某个楼盘。大城市,买的房子,大多数是破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早已对新房没有执念,但是父母,从他们的年代而来,还是有一些的。

于是在接机的姐姐开的车上,我说,回家接上爸妈就去恒大城吧。

由于我们晚到了两天,已经错过了集中交房的宏大时刻,虽然大幅的“欢迎回家”海报还在。但是已经没有花篮和鞭炮,也没有附赠粮油伴手礼,我们被交代到一个小小的物业室领钥匙。而且,我还被告知,房产证要540天后才能拿到。似乎在小城市,买卖房子之后,房产证并没有那么容易到位,我有这个印象。

虽然号称是精装修,但是除了还叫得出名字的老板油烟机和炉具,其他都像是省钱的用料,马马虎虎过得去。我觉得中国人在马马虎虎的把握上极其精准,那是一种你好像也不该抱怨,但也不会觉得很好的程度。中国人的智慧都用在靠近这一点上了,因为接近这一点,背后有实惠,而不是用在不计成本的精进上。

101.49平的房子,分了三个房间,每个房间几乎都小得可怜。最小的一个使用面积只有7平方米。最大的主卧也不过10平方米左右。客厅倒是通透,有东和南面的两个光源。父母对这个情况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们已经看过同小区朋友的房间。

父母和我,以及两个姐姐,五个人,站在同一个屋檐下,迎接一个新家。这个情况只在32年前发生过一次。那是1985年爸爸在国营单位终于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新房,激动得他回家多加了几个我最爱的牛肉丸。那一年我6岁,已经几乎忘记了搬家的过程。由于只有两个房间,我一直当“厅长”,就是睡在客厅,直到我15岁。

那些五个人紧密的一个家庭的生活记忆,是我童年很深的痕迹。但是到了1991年,我12岁的时候,二姐就去广州读中专,两年后大姐也去广州读大专。等她们回潮州工作之后,两年后我又去了北京读书,再也没有回潮州定居了。一个再大的家庭,总是会目送她的子女四处奔去。

现在,在这样一个28度的,阳光中带着新兴大跃进小区建筑灰尘味,以及窗外远处农田味道的下午,我们被一起放进一个新的盒子里,开始端详,开始想象着规划。大姐沿袭了她一贯的领导能力,在应对着各方面上门来进行软装的队伍。我和验收房子的师傅一项项检测之后,在纸上打勾。父母在争论着床的朝向,以及餐边柜的位置。这个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家庭,吵杂中迎来新的生活体验。

为父母买房子这个提议,我提了超过10年。早年当房子只有1000元/平方的时候,我提议让他们把老房子卖掉,作为首付去按揭一套新房,月供可以由我来偿还。但是他们拒绝了,一来他们无法接受这种看来激进的方案,二来他们不想给我增加负担。

70后80初,都是早早经济独立的孩子,他们和父母之间从不会直接沟通自己的经济情况。父母只能从孩子日常的用度来揣测,他们的经济水平。

再后来,买房政策不断变化,贷款变得困难,又有了很多限制。房价也不断涨。给父母买一套新房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飘渺。他们也去看了很多二手房,但是在这个城市,很多不错的二手房人们并不愿意卖掉。我知道母亲心目中有一个新房情结,特别是当父亲分的那套单位房子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公房”的时候,众多新兴的带小区带电梯的房子,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做父母的,口里总是会说“不要,不要,算了,算了。” 70后80初这批三明治,给父母改善生活条件仍然是他们身上天然的责任,在这个时候,你要学会自作主张,向前一步。

“生了三个孩子,却没有(孩子有实力)买一套新房, 这件事说起来,确实还是落后于人的。” 晚上,喝着功夫茶的父亲,表达了他对今天任务完成的满意。

2017年11月1日于潮州

孤独一讲

昨天一个小学同学来找我,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我们已有四五年没有见面,也是第一次在上海这个我生活的城市见面。

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但自从他毕业成为一个稳定的公务员之后,我们在互联网上聊的话题越来越少。近几年广州我也很少去了,所以我不太能见到他。

现在他已经做了十五年的公务员,科级干部,再过15年他就可以退休。所以说,就是从2004年以来的日子再过一遍的长度而已,我们能感觉那个时间长度,人生或许就是这么回事。

小时候,他经常在家里阅读爸爸收集的党史秘闻,今天的小朋友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介乎地摊文学和报告文学之间的那种书,通常还都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这使他成为一个体制内的清醒者,这种清醒包括今天他每天要做学习强国APP的时候,他会研究出最快的办法答题拿分。

另外一种清醒是,他也非常明确自己需要这个体制,作为一张名片,以及生活的基本保障,他认为这是一部分精英阶层的被赎买。这种赎买是心甘情愿的,久而久之就没有遗憾了。因为在前几年,他1岁7个月的孩子被查出脑瘫的一种症状,右上肢下肢乏力,走路和活动都不太正常,需要进行大量的治疗和康复训练。这些医疗可以公费报销,当然他和太太需要付出每天给这个孩子做康复的大量努力,给孩子打造了一个类似阿甘的脚环等等,而且在两年前,在做了大量的基因筛查之后,他们鼓足勇气生了第二个儿子,这个孩子到目前一切都正常。而大儿子已经在申请残疾人证,尽管恢复非常良好,但已经上小学一年级的他接下来还要面临很多社会考验。

这些故事,他是不会通过微信或者互联网告诉我的。谁会主动和一个多年的老同学无缘无故在网上提起这种日复一日的伤心和辛劳呢?因而,我们就这样变成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互联网让我们变得无谓的热闹和真实的孤独。

至今在上海,我没有多少可以交心的,年龄相仿的朋友。每个人在成家之后都各有自己的课题。如果要成为家庭朋友,更是可遇不可求了,我们大概也只有一户家庭朋友吧。

但那些小时候,和你一起证明你曾生活过1980年代时空的好朋友,如果不是在线下重逢,就会这样彼此地孤独下去。

这一晚,我喝了金汤力,他喝了朗姆酒。都是小时候的我们没有听过的物事。

2019.11.19

Move on 之前

电视里播着《奇葩说》新一季,除了几个训练有素的选手,很多素人辩手惨不忍睹。我们仨在桌上打拱猪。半年没打,其乐的牌技突然长进起来,和我们势均力敌,一时台面的气氛都有点紧张。

从10月初生了一场来去匆匆却也猛烈得很的病之后,我的生活开始被“管理”这件事填满,每天各种事情像雨后的真菌一样在森林疯长。当一个收割工人未必是幸福的,他只是暂时阻止了一些更疯狂的生长。当日复一日的收割变得徒劳,他会更加习惯性地歇息在旁边发呆。

幸好我还没有让蘑菇在心里塞满到让我发呆,在下午两点我会靠一杯咖啡去抵御不知从心底何处冒起来的依赖感,有了那杯褐色液体,我可以继续鼓动我的喉咙。

我这是被自己的伴侣邀请去管理她创办了六年的公司,加上原本属于我的那部分事情,一起融合成一个过百人的公司。当初脑子发热的时候,我以为一切都可以按照我的方式,我会先习惯性地观察一段,洞察其中的褶皱,抓住一些软肋,用男性的系统性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这近三个星期类似打地鼠的过程中,每一只冒起来的地鼠,都代表了一个个等待解决的问题:

  • 这个合同,法务看过了没有,对方有什么意见?对方法务还没通过?扯了一个多月了
  • 外国员工的签证问题?
  • 前台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追求在哪里?
  • 今天还值不值得投资做一个内容媒体?年轻人都不爱写普普通通的稿子了,他们都想玩票大的。
    ……

此外还有:

  • 家里小宝宝对阿姨产生依赖了,如何重新夺回亲情主动权?
  • 租给别人的房子漏水了,楼下吵上来,如何协调一场避免不了我花钱的装修?
  • 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快到期了,要不要换房子?搬家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天天在变,是不是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

在上海市区,每周我有四个办公室去穿梭,五到六天的工作日,我要分配给四个不同地点。我熟悉它们彼此之间连接的路线,再加上如何回家。

基本上,我每周只有一天,能和三明治的小伙伴呆在一起了。这和几年前我们一起每天呆在五原路故事公园的日子,是多么不同啊。

当年在故事公园的很多人,都move on了。

(2019.11.1于上海)

One night in HK

和青春期儿女的旅行,是中年人最后的特权。不用过几年,这种特权便将自行解除,你怎能肯定自己可以说服另一个成年人和你一起旅行呢?

尽管如此,这种特权在旅行中也处在即将瓦解的边缘。青春期孩子的喜欢与不喜欢是直接的,不加遮掩。正是恣意的年龄,又是和自己的父母,每一个安排的满意与否都会直接写在脸上。

幸好其乐是一个好沟通的孩子,他也自称“极简主义者”,对物质的要求近乎于无。这一趟带他到香港,一半是因为他喜欢港片,另一半是我刚好要来看陈升演唱会。而在秋天,他即将离开回来居住了9年的上海,再度去往英国。这一次,是独自去读中学。

在上海和英国之间,香港算是一个杂糅的存在。而在我们到来之前,香港正经历二十年来最大的风雷,微信朋友圈有诸多大陆视角的文章和辩论。我们并没有读得太多,只想再次潜入香港的市井,听一句“唔该”,饮一杯热奶茶。

早上,其乐刚告别了他在上海的中学最后一天的活动。下午,我们就从虹桥机场起飞,落地香港机场已经是17:40. 陈升演唱会是晚上8点在九龙湾开始。只有“跑”为上策,我们从机舱闸门打开那一刻开始狂奔,跑过了人群使我们能更早出关,再跑向机场快线,顾不上买票先上车(这是香港福利,可以出站时再买票),又在中环转地铁到了北角的酒店,放下行李直接uber叫车,到了演唱会场,正正好8点。

15分钟后,陈升登台,第一首歌是其乐熟悉的,《拥挤的乐园》,“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这是平时我在车里常放的。

陈升对我来说,是中年人况味:“黄粱(荒凉?)一梦20年,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写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 其乐自然听不懂,但他听得懂《风筝》。现在,风筝要飞到英国去了,我希望线还能在我手中停留好几年。

演出的最后一个小时,跑了一天的他因为太困,趴在我的膝盖上睡着了,身边的人在演唱会最后部分都站起来了,一起跺着地板,举手欢唱。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完了一首《北京一夜》。

“One night in Beijing, 你可别喝太多酒,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在香港唱北京,是两极的互望。忽然想起,之前忘记把这首歌下载了。下次要听,可能只能等待下一次Live了。

“年月把拥有变作失去”,我们要习惯。

2019.6.30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