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个33岁的青年，从作为知青劳动生活了十年的海南岛东方县，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船回潮州老家，而另一个孩子正在孕育中，小生命赶上了计划生育实施前的最后一刻。这个青年是当时千千万万返城知青中的一员，为了子顶父职，得到行将退休的父亲一个国企岗位，他甚至放弃了在海南农场奋斗十年取得的编制关系——作为连副指导员，他本来可以带着这个小小的级别转业回家，或许能谋得更好的一份工作，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在那个人心涌动的时代，改变已经迫不及待。
2012年，一个33岁的青年，他离开家乡已经有14年，却还远远没有回乡定居的想法。作为千千万万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居住打拼的青年中的一员，他让唯一的孩子在上海接受教育，他对生育第二个孩子心存疑虑，抚养孩子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他去过世界很多地方，还带着家庭在伦敦居住一年，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在过去十年，他已经换了5个工作，并刻意避开了公务员和国企。
在33年之间，世界发生了如此颠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两代人失去了相互对话的基础。不过，感谢互联网，可以让我的父亲和我一起谈论韩寒，谈论薄熙来。他开始认可我选择写作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事，并认为这部分遗传于他当年涂鸦在大字报上的《蝶恋花》等自创词作。
33岁的这一天，我在巴黎，看镜子中的自己，脸上变得圆润，是因为颧骨上的肉掉下来有了弧度，而失却了当年的青涩。指东打西、指鹿为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很多事情就准备这么一条道走到黑了。
在今天这开放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缺乏独立性的一代。上一代人往往因为上山下乡与父辈聚少离多，自我操持家庭，而早早培养了独立性，但他们面对的社会却远比今天传统而封闭。这是中国社会过去50年来的悖论，也使这个国家的个人人格和社会人格无法达到统一与和谐。在今天，这个磨合的过程仍然在延续。
就如我过去一年一直在经营的一个网站“中国三明治”一样，33岁的我确如其分地感受到自己正是身处中间的那一层。在传统意义上，人生让你选择的时间并不会太多，十年时间，你就得决定自己的职业走向，再十年时间，你就基本决定了你的一生。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在部分传承、部分打破这些价值观念。这一代人的自我实验，没有先例。
因生儿早，当儿子三十三岁时，我还未到六十岁。到那一天，我希望还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希望能自由四海行走，孩子也有他独立的生活。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在年轻时因为各种原因匆匆走过，希望老时能有闲散的时间，慢慢去那里，重新咀嚼。让“记忆看见我”，也让我看见老去的记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