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每日一果

12年前，当BBS盛行，板砖横飞的时候，我开了一个个人BBS。那时的BBS都是以人气旺为标榜的，可是我只想找一个安静地方存放自己的文字，然后和三五知交随口讨论几句。
那个可能只有10几个ID登录过的，叫做1979.xilubbs.com的地方，早已随着网站的消失而灰飞烟灭，但幸好，我保存了大部分的文字。
10年前，个人博客开始抬头，我是最早一批在blogcn安营扎寨的用户，见证了木子美的兴起，上海诸多小资写手的诞生，还有纵横新闻圈及文学圈的东北帮。
6年前，我开始用Wordpress架设自己的博客，拥有独立的域名和虚拟服务器，不用再看日渐衰落的blogcn或者blogbus的脸色，还能自己对网站进行不断的优化和装修。从那之后，我成了一个小型个人网站建设癖患者，做过的小网站少说也有10几个了。同一年，我做了“iColumn爱专栏”，一个全球各地华语写手写身边故事，记录中国人国际化进程的一个群体博客。
iColumn爱专栏没有出生于微博时代，这使它的影响力很难迅速放大。然而它仍然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也使我拥有了众多优秀的写手朋友。2011年3月，我新建了一个群体博客型网站——中国三明治（www.china30s.com），聚焦于中国25-35岁的“三明治一代”人群，关注他们的梦想、困惑和成长。生于微博时代使它赢得了一些声誉，进而也转化为现实社会领域里的一些公益活动和贡献。
在这个期间，我一直保留了自己的两个个人网站。一个是“报之以李”（www.cnmedia.org），一个是“新气集ThinkAge”(1979.eawest.net)。前者主要用来存放发表过的文字，包括我在英国期间写下的《民主是个技术活儿》的大部分书稿，以及2012年代表《外滩画报》在世界各地采访的大部分文章。而后者则是我延续至今的私人博客记录。它的更新频率越来越低，读者越来越少，我也不以为意，就把它看作自己的后花园。在那里我能看到过去无比青涩的自己，也能清晰地看到来时路。
在微博上，我不是一个活跃者。用了3年半，只发了2300多条微博，其中还有很多是推广网站和文章的。微博对我来说，一是了解信息，联系朋友的窗口，另一个，只是附加链接的推广平台。我是不太好意思贴长微博的，总觉得阅读要有阅读的气韵，在一个快餐店卖正餐，然后被当作外卖转来转去，这样的平台过于短兵相接了。我不是一个会耍嘴皮子或者会发表尖刻讽刺评论的作者，或许这和我的母语并不是普通话有关。
现在有了微信，它的阅读界面比微博友好，对于长文章，流量消耗似乎也比长微博低不少。而且它几乎不会被忽略——单条微博的生存寿命太短了，可能只有一两分钟，如果它不能引起足够的转发的话——而微信，就存在你的手机里，强迫症的你总会去点击它，除非那是一堆人凑在一起的聊天，你才可能不会完全接收。对于一篇用心去写的文字，我相信你会多少看一眼的。
虽然还没怎么探索公共微信的技巧，但我直觉它是比微博更适合我的传播平台。它的互动性不强，读者的回复不能在手机上及时收到，内容本身也不能大规模转发。它回到了博客时代某些静止的美感：我写了一篇文章，放在那里，在你知道的地方，你有时间去看看就好了。或许也不必留下什么评论，心有感念就好了。而微信的出现，使这个“你知道的地方”，不再是收藏夹或者你需要记住的网址，而是你每天使用的手机和打开的微信APP。
再写下去，就成了微信的软文了。我只是习惯性地对人群传播方式好奇地进行不断探索。从10年前的博客到今天的微信，终于让人感觉到传播方式质的变化。每一台手机就是一个发射站，它的电波和能量是无可估量的。
在“报之以李”（微信号cnmediaorg）这个公共微信平台上，我计划发一些行走各地的经历和心得，也发一些过去十年的旧文琐忆，我们经历的时代都是前无古人般独特的，请相信这一点。
我并不在意有多少关注者。因为我知道，在微信也开始泛滥的今天，能在手机里为我留一个收听频道的，都是多年来有缘的朋友。像在博客时代一样，我隐约知道你们的ID，却不知道你们的模样，你们的详细情况，不像微博彼此都坦白。这种距离更让我适应。
那么我就开始写了。

在6月6日我有一篇没有写完的日记，然后这时间就滑到了9月9日。
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这里，这隐秘的自留地，我忘记它种植过什么蔬菜。
那过去十年的博客史，是日渐令人感觉羞怯的个人史，我们的过去，傻得可以。
然而，它为过去和未来留一个气眼，让我们可以自由穿行来去。如同这盘中的食物。
我忘记了一个和我过去相似的人，如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是在哪里，以何营生，内心是否苦闷，下一个目标是向何方？
我忘记了一个坐在阿毛店里的朋友，穿着绿色大衣，如果不是今天坐在一起，她是在哪里，做着什么事，会不会还对世界心存抵抗，或者激越奔走？
我们一起美好地扼杀了这些假设，却诞下了一个最大的假设。我们不知他在2023年，18岁成年，会对我们说什么？

希望将来，这不是我们的写照：老去，而栏杆仍在。

以前的好些年，出差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在汕头度过。ACC的小屋里，干净的褐色条纹以及白炽灯是典型的烙印。
今天这个时候，在巴黎，感到孤独。这是一个物质之都，而物质无人分享，也味同嚼蜡。或许因为在这里，离故乡太远了。
所以写下一首诗。关于巴黎。

你总是选择灰色
如落日遮蔽的
塞纳河
地铁也是灰的
沉默而有礼，内心却
早有判断
你是外乡人
你无可掩饰
肤色写在脸上，张口
已显迟疑
抱歉，你迟到了
一个世纪
祖先们的迁徙
已经作废
一张纸，可能是
一场交易
盲人的失算
便即将导致失去
站立的土地
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播种敌意
每个人因此失去故乡
只能
通过公投
重新决定姓氏
就在
平静的后天

1979年，一个33岁的青年，从作为知青劳动生活了十年的海南岛东方县，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船回潮州老家，而另一个孩子正在孕育中，小生命赶上了计划生育实施前的最后一刻。这个青年是当时千千万万返城知青中的一员，为了子顶父职，得到行将退休的父亲一个国企岗位，他甚至放弃了在海南农场奋斗十年取得的编制关系——作为连副指导员，他本来可以带着这个小小的级别转业回家，或许能谋得更好的一份工作，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在那个人心涌动的时代，改变已经迫不及待。
2012年，一个33岁的青年，他离开家乡已经有14年，却还远远没有回乡定居的想法。作为千千万万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居住打拼的青年中的一员，他让唯一的孩子在上海接受教育，他对生育第二个孩子心存疑虑，抚养孩子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他去过世界很多地方，还带着家庭在伦敦居住一年，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在过去十年，他已经换了5个工作，并刻意避开了公务员和国企。
在33年之间，世界发生了如此颠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两代人失去了相互对话的基础。不过，感谢互联网，可以让我的父亲和我一起谈论韩寒，谈论薄熙来。他开始认可我选择写作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事，并认为这部分遗传于他当年涂鸦在大字报上的《蝶恋花》等自创词作。
33岁的这一天，我在巴黎，看镜子中的自己，脸上变得圆润，是因为颧骨上的肉掉下来有了弧度，而失却了当年的青涩。指东打西、指鹿为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很多事情就准备这么一条道走到黑了。
在今天这开放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缺乏独立性的一代。上一代人往往因为上山下乡与父辈聚少离多，自我操持家庭，而早早培养了独立性，但他们面对的社会却远比今天传统而封闭。这是中国社会过去50年来的悖论，也使这个国家的个人人格和社会人格无法达到统一与和谐。在今天，这个磨合的过程仍然在延续。
就如我过去一年一直在经营的一个网站“中国三明治”一样，33岁的我确如其分地感受到自己正是身处中间的那一层。在传统意义上，人生让你选择的时间并不会太多，十年时间，你就得决定自己的职业走向，再十年时间，你就基本决定了你的一生。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在部分传承、部分打破这些价值观念。这一代人的自我实验，没有先例。
因生儿早，当儿子三十三岁时，我还未到六十岁。到那一天，我希望还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希望能自由四海行走，孩子也有他独立的生活。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在年轻时因为各种原因匆匆走过，希望老时能有闲散的时间，慢慢去那里，重新咀嚼。让“记忆看见我”，也让我看见老去的记忆们。

如冬衣褪去，春装上身，是新的一层皮肤。
写给第九年的句子，好像会更宁静一点。很多国家也去过，很多没有想过的事也发生过，很多愿望依旧不会一下子到来。现在学会了看当下，尽管生活的根基依然薄弱，但我们终于都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早上翻出四年前，Twitter还没被墙的时候你在上面的记录。你说那时多轻快啊。我说，唯一没有变的，是我们的感情和大迁徙背景下购买家居衍生品时的负罪感。
这么多年的大篷车生活，其实好像还未完全结束哎。
很多事情回头一看，可能自己都会吓一跳。比如，22岁的你结婚生子，放在今天，就是一个90后现在这么做，大家还是会略感意外。而对我们来说，一切只是顺其自然，而且经常没有太多的选择来困扰。正如打麻将，摸起一副牌，想出了牌路，以后摸起的每一张牌，都是对你牌局的顺应牵引，而不是让你觉得自己选择错误的一个个证明。
生活须有这个自信。我很庆幸自己和你同打一副牌。
九年过去，日子如雪片般沉密。朋友，与这世界的人事，在视野不及处慢慢变化。原来相信的，不相信的，都上演过。这一年，时光将使我们开始同处于30’s，和当初我们在你20’s的起点相遇一样，这是一份新行程单。只是现在加上一位熟练的小乘客，依旧从上海出发，而经停的各站不详。
我觉得一切像这四月，仍然新鲜。

好像一转眼就来到了春夜。终于可以只穿两件衣服，不穿袜子，窝在沙发里。
每一日苦短，而时间马上来到四月。
我不知为何控制不住心头一寸的隐忍。好像一切未到得意时，总需要这么匍匐着。然后顶住压力，感知以后。
这不太真切的生活慢慢实在了。我还在观察这一个，在代表着我过着生活的人。
其实这样生活可以过。

2002年毕业前，大概也是这个三月，大学四年的宿舍卧谈生涯终于进入了尾声。某一夜，在熄灯后昏黄的手电光下，我请了一回笔仙。
算出来的结果比较模糊，好像是我大概工作五年后就不会和桥东里同学是同事——当时我们双双签约了南方，基本上没有想过会去离开这个当时的新闻天堂。然后好像我在七八年之后会出国，这一点倒有些印证。
十年前尘，记忆太破碎，像一张纸，濡湿得上面只留几个字。工作十年至今，轨迹是当初难以预料的。
今日，好像收获得一些经历，一点点的底气，而还未到完全拿得出手来检验。
我是审慎的人，所以得比别人多积累些时间。

 这个月来一直想写一篇关于自己过去七年来兜兜转转，最终重回媒体的文章。竟然因为每次坐下来动笔时心境都各有不同，以至于换了四种开头，却都没有找到叙述下去的方式。
离开，回来，其实各有理由。又或者各有并不够充分的理由，可是决定就决定了，然后就这么一路走。尽管每个人的“二张”和“三张”都各只有一次，并且负有过得精彩的责任，然而回到那一刻，你做出那样的选择，还是有深刻原因的。
我无意探究过去的种种细节。这七年，我有很多逆潮流的举动，在倒错的时空做着很多与同龄人不同的事，经历着不同的生活，也承担了不同的压力。回想起来，可能不算过得精彩，但至少也收获“独特”二字，比如：
25岁结婚，26岁当爹；
毕业不留京，工作了四年离开大城市，离开主流工作，在2006年就尝试了一把撤离北上广。
工作七年后带妻儿出国读书；
在上海把大房子卖了换成小房子；
在微博时代办一个全是长文章的网站（中国三明治）；
现在又加了一条：
做到某跨国财经公关“副总裁”辞职重当记者。
在今天这个时代，做记者的“崇高性”已经基本被抹去，只剩下“有趣”两字。任何人听到我的新决定，都会觉得做记者挺有趣的，不过中文的“有趣”和“Interesting”这个英文口头禅，语意越来越有相互靠拢之势。每个人都不愿直接点明，在“有趣”的背后，生存压力横亘。
我自然也感觉到压力，一来自己确实是典型的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夫妻俩又都理想主义，做着理想化的工作。二来，虽然回归老本行，却也算小小跨界，七年下来，人事已非，一个年过三十的老记者，还要和一班三明治前期的“成熟记者”抢饭碗。
然而，爱好这个东西，确实绕不过。七年了我又重新回来，就像打双抠，打到七经常要被对手扳回头。这是一个神奇的规律。新闻于我，犹如初恋，虽然我从小也不怎么认识她，但青春期有过那么一段经历，却觉得自己经验不足，难以驾驭。转而去社会寻求历练。七年下来，自感经验差不多了，还是想回来重修旧好。新闻这个姑娘在当今社会虽然有点剩女了，于我看来仍然大有味道，最懂我心。所以并一拍即合了。
小时候，我们总是被大人怂恿着设想以后自己要做什么。大多数的孩子都是信口开河。我也差不多，小城的孩子更对外面的世界一片懵懂。六年级的时候，我在同学毕业纪念册上写的是“外交家”，那是我当年为了应付纪念册上这个固定栏目所想到的。其根据是我确实很喜欢世界地理，也爱国际时事，所以就发挥了一下。没想到30岁的时候，自己居然到伦敦读了一个“国际公共政策”的专业，也算呼应了这一小时的梦想。然而读书的后果却是，我明白了外交官其实位列最无聊职业之一。因为在大国博弈之中，他们是最捣浆糊打酱油的一群人。对此的最直接感受来自我们当时模仿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进行的各国使者角色扮演。
现在，我32岁了，在球场上也到了“老将”这个年纪。和我同龄的欧文早已迟暮了。时光就是这样无情的。我不知道等我知天命之年，看球场上一群年龄小我一半的孩子在踢，我还有没有理由为他们激动，虽然那些豪门的名字已经传承到了他们身上。这里算是跑个题，其实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已经不小的年纪，你或许还不知道自己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你多少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比如对我来说，公司白领职员。
过去这一年的跨国公司白领生涯，其实是有意义的，它使我转变身份，能从很多媒体人不能真正体会的角度，去了解白领们的精神世界，生活状态以及生存环境。也才有创办“中国三明治”网站的火花迸现。当然，对我来说，它也是生活中的一幕戏剧，我一转眼改头换面成了“VP’。每天穿上西装，打着领带，在高峰期挤着地铁上下班，做这都市里行色匆匆的一个白领。
每一次地铁到人民广场，你会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往三条地铁线各自的方向涌去。如果站在中间的空地不动，你仿佛能寻觅到一点纽约时报广场的通感。那些汹涌的，不带表情的面孔，川流不息而迫不及待的步伐，以及逡巡在地铁站内外等待拿走你手里那张免费地铁报的退休老人，都是中国今日的集中写照。一年下来，我一直想用文字描述那种感觉，却只憋出了两三行残句：“我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切割过换线的人流，转进下水道的铁皮罐……”
我做的工作，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可谓应景——金融业的公关服务。每天围着外资银行、基金、私募里面的公关人员打转，回头把他们的CEO、经济学家以及各种消息兜售给媒体记者。我的工作和一般的公关公司区别不大，但却为这一特定人群服务。每天谈着Cross-border transaction（跨境结算），ETF（指数基金）、以及Oversea M&A（海外并购）。中国市场是一只披金的野狼，全球的banker都想从它身上敛金，却又怕被脾气丑怪的它咬上一口，只能不断与狼共舞，周旋觅机。
在金融圈里雄心万丈的人们，和文化人殊为不同。他们大多商学院出身，以极客的心态去建造商业模型，然后赚取账目数字的最大化，不管他们对金钱本身有没有真正的兴趣。这就是现今商业社会的主流，人人想着做金融，无论是投行、还是PE，还是基金。只要能和金融沾一点边或者分一杯羹，都令人趋之若鹜。即使是金融条线的媒体记者，也往往沾染其中的习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笔下可能关系股价的涨跌，也想从笔下榨出点银子来，或者寻找直接晋身金融圈的机会。
我没有金融业的贵族基因，也没有MBA式“黄埔军校”的背景，我往这个方向努力的结果充其量是一个带着点港味的白领，我每天还得经受内心的种种挣扎。公关是一个琐碎或者说多变到能把人逼疯的活儿，它带来的成就感也相对有限，但它可以从收入方面给你补偿，它也是很多记者进入白领圈最方便的桥头堡。这说来多少又有点悲哀。很多人可能是为了摆脱做新闻的瓶颈而出走尝试其他事物，但往往却一出圈便不能再回来。
而白领作为中国社会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和其他社会人群发生关系与否，往往就在office building的一扇转门之间。出了那扇门，大家又回到了大熔炉的状态。
作为一个金融外围服务商，我们的办公室其实并不那么光鲜，它坐落在长征医院旁边，夹在南京西路和凤阳路之间。每一天，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我都选择了近一点的凤阳路步行去办公室。这可能是作为一个讲究数字感的人的怪癖所致。
这条不过几百米的小路，集中了中国市井生活真实的一面。各种并不清洁的饮食摊档生意盈门，你拿不准是不是用了地沟油，但外国人也会参与排队购买煎饼果子。摩托车穿梭而过，他们像黑衣骑士一般掠过，像威武的阿Q。靠近长征医院的一段，各种挂着红牌子的军车和私家车经常停在急诊室的门口。私家车经常会被贴条，军车自然安然无恙。还有那些从外地奔波而来的急救车，往往从上面抬下一两个担架，家属带着愁容，而路人已经熟视。人生莫不过如此吧，你不知什么时候躺在担架里的人换成是你。
长期下来，我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病态，我会觉得走在富丽堂皇的南京西路不真实，凤阳路那条“繁华背后的溃疡”才有知我心忧的场景感。两旁的破落街景成了我这一年公关白领工作的最佳背景板，伴随我步向人民广场地铁站的每一个黄昏。
在旋转门内，我自己有一间4平方米的小办公室，基本没有装饰。窗户斜对着南北高架，以及医院的大楼。在那里我度过了13个月的时间，见过寒暑春夏。那每日用节能白灯管照明的，单调的雪白与灰蓝的办公挡板构成的空间，它们和日复一日贫血的白领生活相映成趣。
有可亲的清洁阿姨，也有隔壁单位爱用我家乡方言在走廊打电话的小哥（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向他暴露我的潮州人身份）。有彼此不太熟，在电梯间碰见要找点话题打打哈哈的同集团同事。上班电梯的人龙，中午拥挤的食堂与下班仓皇的逃离人潮，始终告诉你，其实到了三十岁你还是没摆脱蚁族的命运。
除了这些琐碎的，充塞了生活的细节，这一年也有某些出人意表的变化，提醒你活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比如，运营多年无比火爆的食堂，在我要告别之前居然先我一步贴出告示停业，因为消防说7楼半是避难层，不得营业，罚款80万。可是之前为什么多年安然无恙呢？让人不由惦念每天送餐的胖小姐如今下落何方。
而门口另一边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的工地，在一夜之间成为长征医院的新门诊大楼。国庆前还是一地鸡毛，国庆后居然已经开门营业。这就是中国速度。
这一切很快就将挥别。一起挥别的还有每天闪烁小红灯的黑莓手机，“Welcome to the conferencing system”的电话会议，成千上万封邮件堆积的Outlook，以及22天慷慨的年假。
9月中旬作出辞职决定的时候，我正休假在家，晒着早晨的太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感。就在老板即将对我进行半年评估的半个小时前，我写好了辞职信，点下了“Send”键。有一种脱狱般的轻松，同时也像一个刑满释放的犯人一样对自己能否适应自由的世界心存疑问。
人生没有多少个七年，我对这归去来感觉奇妙，却又像早知它定会发生一般淡然。而更多的是多了一份切实的自食其力感。
自由而多变的世界，我又来了。作为带着三口之家行驶在海上的船长，我登上了昨日的小舢板，不知道明天的风会往哪个方向吹。

昨天做了一件事。七年后重回一条轨道，时光恍惚，亦喜亦惶，是为记。